石大宇:设计是“利他”的
来源:《财经》2014年35期 作者:刘洋

  另一方面,因为政治、历史原因,台湾某政党和民间设计界中很多人急于摆脱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联系,纷纷希望面向国际发展、从西方世界获得认同。在不断与西方世界的接触过程中,包括我在内的一小部分人开始自觉——国际化最重要的其实是凸显自己的文化特质。所以2007年左右,政府发起一系列项目支持台湾传统文化,比如台湾工艺时尚“yii易计划”,并邀请我担任了前两届的创意总监,作为东西方设计工艺的桥梁。但近年来,因为产业转移,这一局面再度改变,台湾政府对设计的支持每况愈下,尽管每年在许多国际盛会上依然可以看到台湾作品的身影,但大多数作品皆沦为show piece ,没有产业支撑进入量产,接受市场的实际验证。
  《财经》:为什么日本和台湾的设计在趣味和思路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石大宇:日本虽然是个风景秀丽的岛国,但因为自然资源的限制和灾害频发的地理威胁,形成了危机意识极强的民族主义与开放性并存的独特文化:他们珍惜岛内已有的资源和材料,极注重对细节的处理,精神和物质追求极致但也极端,并在皇室的影响下建立起高度的审美标准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学习海外文化,加以适度改良为本土生活所用。同时,由高密度人口带来的生存压力,促使他们的产品设计风格简洁紧凑,精致精巧,并兼具经济实用性。多重因素影响下,独具特色的“和风”设计风靡全球。
  而台湾在“两蒋”时代,本应具备的外向岛屿文化特质,被内陆式思维强行中断,一度处于封闭的状态,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人们才有机会向外看世界,前往美国、日本学习,因而受这两国影响较深,尤以日本为甚。1949年之前台湾曾被日本统治半个世纪, 1949年之后的台湾领导人对日本文化仍持开放的态度,沿用部分日式教育制度,所以台湾社会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较强,也很欣赏日本社会生活中的行事规则和处事态度,设计上也是如此。而日本又受西方影响极大,因此台湾的设计曾是二手的美国、二手的日本。
  即便是之后的经济发展时期,台湾的产业或者忙于OEM订单或者急着生产低端仿冒设计,对原创设计的需求不大,所以台湾设计一直没有也不需要形成具有明显特质的设计风格。
  另一方面,这两地的经济都经历过高速繁荣,也面临过漫长衰退。人们会静下心来,反省生活中到底哪些是虚无的追求,哪些是实实在在的需要,从而慢慢剥离出一种简单的生活状态,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在追求这种满足感的同时,相应的审美观念也就形成了。
  《财经》:日本哪些经验值得借鉴?
  石大宇:日本有太多值得借鉴,举例来说,我接触到的日本工艺师,他们对自我的要求非常高,在某一领域里专注几十年,仍然全身心投入,每一次做东西,看似重复,其实都希望成品经其手工能达到最高的标准,甚至突破。我理解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可能是对某些人负责,更应该是对自身的技艺、材料、成品负责任。
  《财经》:你曾表达过有志于带动一个群体去寻求中国文化思维的设计观,哪些是大家最应该努力去探索的?
  石大宇:“设计”讨论和解决的是人类当下和未来生活中各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各个面向,认清我们在思考什么、需要什么。我希望有志于设计的年轻人倾听自己的心、了解自己、做自己、做个思想独立自由的人。对主流社会价值观持怀疑的态度!要自我分析,认清自己是谁(特别是文化养成面向)并作出取舍。这可能是吸纳或重新诠释传统文化以作为设计养分,也可能是扬弃固有思想,着重于反映社会现实,不一而足,最终,批判性的思考以及作出有社会承担的选择是重点。
  中国现在出现的一种浮夸甚至粗暴的审美观,主要是“快速致富” 、“拜金”的社会经济环境造成,我相信这是一个必经阶段,之后会慢慢沉淀下来,回归到一种更自然、更自信的状态。
  当下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迫切需要重拾文化上的自信,随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对物质和金钱的追求放缓,公众在审美上也会有较大的进步空间,会慢慢认识接纳自己文化中的美好事物和审美观念。但是让大众接受回归自然、朴实的美感,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
  《财经》:中国当下审美和设计领域,以及设计与产业的嫁接中,存在的典型问题主要有哪些?
  石大宇:在海外,通常产业发明了新材料,会主动找到品牌寻求合作,品牌会找到设计师应用此新材料做出有影响力的设计,吸引媒体及公众的注意,如此良性的链条联合,共同推动了新材料的广泛应用。而在中国,却没有足够支撑此庞大市场所需的品牌。国内制造厂商接国外品牌的订单,已经习惯免费使用对方提供的技术和设计,光靠生产就能获利。若自己做品牌,会牺牲现有利润,并承担巨大投资风险,而且短期内也不一定有回报。更勿论新材料的发明与推广。
  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连带使中国的制造业结构产生质变,削价竞争、体质不良的产业遭淘汰,体质健全的制造商从中生存下来,并在这场战役中体认到设计、自有品牌的重要。未来需要更多的设计人才。
  大陆消费者正处于从什么都没有的阶段变为有经济能力、希望尽量多拥有“好东西”,但又没到有超过三代人以上的经验知识筛选“好东西”的阶段,更遑论对环保设计的重视,这需要在国家严格政策的指导下,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淀才能转变。
  中国设计产品市场过去十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几乎没有原创设计,到认为以金钱堆砌的国际奢华名牌和时尚等同于设计,新富阶级分不清艺术、设计、时尚之别,又急欲透过高消费满足对于“好生活”的想象,自然很容易崇尚追求极致的奢侈品。
  但是进入中国四年多以来,我观察到这种倾向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因为与国际市场接触多了,看得多了,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关注拥有设计的内涵,也会去追求属于我们自己文化的东西。
  《财经》:在我们的设计教育中,很大比例的人希望由此走向艺术家,而不是工匠,这种教育观念和从业理念,存在问题吗?应该怎样调整?
  石大宇:设计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我们的高校设计教育中没有任何与本国文化相关的开物观,并且忽略了其中非常重要的工匠制度及工匠精神,(这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来。
  现在设计师接受的是文人教育,缺乏动手实做的工匠经验。另一方面是国内缺乏工匠,即使有工匠存在,也无法培养出年轻的一批工匠。
  这个社会太浮躁,大家都急于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利益,结果就是很多设计师为了满足个人的创作欲望而设计出一系列伪善或无限上纲地追求美感以至于失真乏善的设计,或者浪费资源、重复他人、非环保,甚至为暴利抄小路走捷径的不当设计。
  所以厘清设计师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十分重要。当设计师清楚自己的定位,并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时,他就可以思考自己在这一背景环境下可以做的事情。
  当代的精彩设计,往往是设计师与工匠通力合作而成。工匠因为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于某一项技艺,会发展出一套做事的准则、方法,从而衍生成一种纪律及自我要求,但也因为专注,工匠比较容易陷入固定的框架之中。
  而当代设计师的角色则更为活跃,我们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会站在更广阔的平台观察吸收各领域的创新思维,这样与工匠的精湛技艺碰撞结合,反而能促成既有创意也够精致的物件来,同时工匠也可能因为接收到前所未有的命题而实现工艺上的突破。
  《财经》:你怎么理解尊贵?
  石大宇:我认为尊贵就是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为别人着想的一种态度,是对自我的自信心和对弱者的同情心之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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