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的“鳗鱼效应”
来源:《财经》2014年29期 作者:刘洋

  《财经》:“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您怎么看?
  马未都:这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口号嘛。我看电视上一些名人做节目,就听人说,你知道吗,谁谁谁开始画画了,他的画开始卖钱了。开始画画是个修养,但开始卖钱就是个商业行为,跟修养无关了。今天很多不是以此为生的人,更多是应该强调内心的感受,那些画完画卖钱的人大多是不大缺钱的人。
  《财经》:中国现在的收藏,和历史上的盛世收藏有可比性吗?
  马未都:没可比性。今天的收藏可以说是投资收藏,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为了钱这个目的。过去的人并不是,很多人是积累文化,再就是让生活变得有乐趣。历史上积累文化的大藏家,都著书立说,有自己的观点,像吕大临的《考古图》啊、赵明诚的《金石录》啊、欧阳修的《集古录》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历史上的收藏大家,都因为他曾著书立说,而不是他是个财主。现在有的人说我也出书了,我说你那不叫书,是一画册,画册跟书还是有区别的。
  《财经》:这种心态是怎样产生的呢?
  马未都:这些人不愁吃喝,但是愁钱。这些人是第一代富翁,第一代富翁都有这个问题。历史上第一代富翁能够想通的,有,不多。想通的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比如卡耐基,钢铁大王、铁路大王,原始积累的时候都是以人命为代价的,他临终意识到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个耻辱,所以后来把东西都捐掉了。不是西方人比我们更有文化自觉,而是他们的文化自觉比我们早。我们今天能看到一点点文化自觉,起码有人愿意向文化靠拢,甭管真的假的,愿意做博物馆、愿意收藏,尽管可能目的不纯,但是向这方面靠拢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财经》:匠人文化在当下的中国已经失落了?
  马未都:是。所以我最终想做一个事儿,很想做一个手工艺学院,让有手工艺的人都有文凭、有职业。许多国家,尤其德国、日本,有手艺的人是非常受尊重的。我们不行,就说一工匠。可是我说,手艺是中华民族的命根子,中华民族长久攥着这个命根子才能长寿至今。我们不坚守,中国人的文化叫善变。“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是最可怕的一句话。
  《财经》:您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对您这代知识分子在文化和历史上的际遇,您怎样概括?
  马未都:我们这代没知识分子,真的,没有。我原来填表,有一栏叫学历,我老填“文盲”。我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啊,我11岁到21岁这十年是文化大革命。我看的书经常前后都没有,上老先生家,老先生在那儿糊墙呢,看见一本书,既没后也没前,书脊都没有,拿个瓤回去,关在屋里看一天,看完很久都不知道书名啊,也没人给你提示,后来才知道这书叫《简爱》。我们那时候是那种看书的方式。我小时候得着什么书看什么书,得着一本医学书也看,可能很长时间就这一本书看,很匮乏。我们这一代人里基本不出什么学者,出来的学者里都是先天营养不良的,这个岁数的人全都先天营养不良,那个时代造就的,那个时代都停课了。尽管这个年龄的人也有在大学任教的,但我认为这些人都先天不良,跟古代的(学者)没法比。
  《财经》:您写过王世襄、徐邦达,等等,追怀那些老人是一种什么感觉?
  马未都:他们那些人好在有家学。但他们跟上一代,就是冯承钧、陈寅恪、王国维那一代人,也是不能比的。我们今天教育是分散的,小孩除了课内没完没了的应试教育以外,还有业余教育:拉着孩子先去弹琴,弹一小时,游泳,拉上来,外语……这种分散的教育使孩子任何一门都是应付,过关即可,都没有深入,也没有爱好。过去文人,陈寅恪先生晚年眼都瞎了,写一本《柳如是别传》,所有的考据凭记忆都在那,等于他在默写。
  《财经》:您怎么理解尊贵?
  马未都:按文化的标准,那时候的人比现在人尊贵。现在见不到这样的人,而且现在的社会不给这样的人一席之地。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未必能活得那么自如,但社会最终给他一个确认。而我们今天的人,如果做成这样,最终没有人确认你,就被湮没了,湮没了以后示范效应也就没了。我们今天都是吸毒的事儿占领媒体视线,这社会还有啥意思?
  《财经》:您和王世襄先生的不同,可以认为是折射了中国社会的一次变迁;那您和之后收藏家的不同,象征着什么呢?
  马未都:(王世襄先生)他们算是捡观念的漏,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他知道这个东西在旧中国有价值,所以他一点一点去搜集,他买一黄花梨的大桌子花三块钱。我们是捡社会的漏,我最好的时候是社会动荡的时代,这些东西都价值归零,甚至是负价值。什么叫负价值呢?就是这瓶子在你们家可能给你惹来麻烦,如同毒品一样,所以都把东西扔喽。当时我见到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大官窑(的物件),拿棉被包着,一锤子打碎,然后拿报纸分别包上,让四个儿子朝四个方向给扔出去。他那儿子跟我说,哎哟,我爹那短视,哪怕挖一坑埋了呢。
  下面一辈儿的收藏者,理论上环境应该比我们更好。他们都是应该先挣钱去,有了钱再介入(收藏)这里。但中国最坏的是什么呢,中国什么事都没有专业精神。西方所有的大藏家都不自己亲自上阵,都是有专业的人提供服务,但我们的人都觉得自己什么事都成,都自己来,所以我看到很多大藏家买的东西并不是很好。他们主要需要小心这个。但我觉得未来的商业社会会划分,会把社会划分得很清楚,而且未来人也会越来越知道专业的可贵性。
  《财经》:中国在现代学科建立之前,是没有博物馆和考古学的概念的,王国维曾经慨叹对敦煌那样的宝贝都举世不知其价值,收藏的人也只是私藏秘玩。您将自己个人的藏品拿出来展示,建成博物馆, 快20年过去了,怎么看待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
  马未都:中国人过去都是很狭隘的,连皇上都刻个章,写着“秘玩”,不共享。共享这个概念是西方人的概念,它比较开放。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能想通这件事,我读了点闲书,不是正经书,我也该把这事儿想通了。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博物馆最终变成一个公共财富。我们这一代人理应比我们上一代人想得宽一点。我绝不会像王世襄先生那样——尽管我很尊重他,但我觉得他晚年卖东西是一件挺无聊的事儿,他又不缺钱。
  《财经》:哪些博物馆曾影响过您?
  马未都:全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就两种方式。如果你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就一个方式:全是私人的。比如说,故宫博物院过去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像大英博物馆,250年前以斯罗恩医生的捐献为基础建起来的。美国最有名的史密森尼博物馆群,在华盛顿,有19个单位,是一个叫史密森尼的英国人捐献的。这个英国人终生没去过美国,他认为美国人太没文化了,捐一博物馆让它有点文化。这个理念我们今天做不到。我可以把博物馆捐出来,但我不可能捐到一个我根本就没去过的地方。人家比我们高,差距就在这儿。
  《财经》:您曾经挺肯定地表示,会在市区重建博物馆,想在公园里,后来发生了什么?
  马未都:公园不行,现在政府不干,政府觉得公园就是公园。其实国外有很多博物馆就在公园里。博物馆很需要面积,没有面积不能提供很好的服务。我希望提供好的服务。比如,我认为博物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得有休息空间,我甚至觉得应该有一个按摩室。
  《财经》:您觉得自己主动进取的程度多,还是顺其自然更多?
  马未都:我顺其自然,可是别人看着都是主动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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