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的“鳗鱼效应”
来源:《财经》2014年29期 作者: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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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复博物馆坐落在北京大山子张万坟金南路一处荒僻的所在,掩映在一扇竹篱大门和一墙绿藤深处。观者与展品之间没有相隔的横栏线。除了展出文物,这里还以器物营造出一种古典生活空间的场景感。
  “对文化不要老隔着,要尽可能地让人亲近它。”马未都对《财经》记者说,“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了一个记忆,只能到各种博物馆里去看到对它的赞美,今天生活中使用的东西都很简陋。生活跟艺术越来越隔升,不是越来越贴近。这是一个悲哀。”“今天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修复,都是基于外国人对我们的评判,用这种方式把我们的断裂修上,我觉得没有可能。”
  说多了别人,他也不忘自嘲:“我跟我儿子说,你爹这样的混混儿都成为学者,是你爹的大幸,但是这个时代的不幸。”
  马未都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上了《百家讲坛》以后,他讲收藏的书都成了畅销书,但也有微词者认为其不够学术水准。马未都对此很坦然:“我不是专业人士,有个经济学术语叫‘鳗鱼效应’,我是那鳗鱼,不是桶里那长得一模一样的鱼,我就这一条,来回钻,把水给搅动起来了。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我没顾忌,我也因为没受过系统良好的教育,我没那框架。我的好与坏都是它给我带来的。”
  马未都也写随笔,结集成了两本《马未都杂志》,取的是宋人将零星记载的传闻、逸事、掌故等笔记合集出版而称为“杂志”的典故。这些“兴致所至不舍得浪费”的小文,快则十五分钟,不顺也能一小时写就。
  今年,马未都以《瓷之纹》、《醉文明》(第三、四、五册)系列等著作获得第三届“朱自清散文奖”。在离开文学界20多年后,他又在那里当了一回“鳗鱼”。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未都在文化界已然颇有名气,不过是以文学知名。彼时,当代文学在“后文革”时代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和存在感,当创作在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浪潮中沉重地追寻社会与历史意义时,马未都以一篇吟风弄月、轻声低吟的爱情小说《今夜月儿圆》占据了1981年8月20日《中国青年报》的一个整版;也是那一年,他从一个工人成为了《青年文学》的编辑。而要再过一段时间,社会上才会有文学要回归纯文学性与个人主观情感的大讨论。
  到出版社工作后,有人跟马未都说,如果喜欢文学,这就到头了。在他的记忆中,当时社会对文学的推崇,让青年们像向往革命一般向往文学;如今在文坛游走的许多大腕,彼时都是马未都编辑部里的常客。
  马未都说,他在《青年文学》工作十年,一个人做责编的文字量是其他11人总和的四倍,但他觉得文学的味道渐渐淡了,也不喜欢这个圈里的人了。在专职之外,他和王朔、莫言、刘震云、苏童、海岩等成立了“海马工作室”,参与制作的《编辑部的故事》、《渴望》、《海马歌舞厅》等影视剧,是中国第一批获得口碑与商业双重成功的影视作品。
  在这期间,他也从编辑部辞职了。“旧社会的人都没有工作。”他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有个明确的社会身份。同时,在那个有地位、有成绩的职位上,他也清楚地看到,文学出版将走下坡路。
  那一年是1990年,马未都35岁,写了一本和文学没关系的书:《马说陶瓷》。那本书所涉及的上百件瓷器都是他自己从80年代起的收藏。“这些东西如今都还在。”他对《财经》记者说。对文物的热情使他最终离开了文学界。
  有所弃、有所执,是这条“鳗鱼”的进化之路。
  上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5年拍卖公司出现后,文物的价值才被重新认知。嘉德瀚海公司举行第一场拍卖时,马未都40岁,基本购藏已经完成,并以一己所藏创办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
  他轻描淡写地将自己的得风气之先归结为“机会主义”。“历史给我提供了‘天时’,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我最占天时。比我大的人,没戏,因为他被过去的那段历史吓着过,他就不喜欢那些(文物);比我小的人,等他成长起来,这些东西都归位了,他没有机会了。”但马未都认为,在一个常态的社会里,收藏是一个小众的事儿,也是个专业的事,收藏家应该依赖专业人士提供鉴别和收藏服务。他预言说:“未来的商业社会,会把社会划分得很清楚。”

  从琉璃厂到南小街,再到如今的大山子,占地由最初的三四百平方米到现在的四五千平方米,观复博物馆建馆已近20年,也开始有了多地的分馆。
  “走得早的人一定都艰苦,但是他可能走通。晚点开也一样会遇到问题。什么时候都会遇到问题,机遇是不一样的,社会是一样的。”马未都说。对于个中艰苦,他甚少谈及,只是说“我的乐趣最终变成一种责任,是我没想到的”。他更有兴致谈博物馆的未来,一个靠制度和优质的文化服务立名的私立博物馆。
  “在十年前博物馆开始往外走,走到杭州,走到厦门,现在做的还有哈尔滨馆、上海馆、深圳馆。我们做这么多博物馆,还是希望博物馆能品牌化,资源能充分利用。”
  《财经》:从器物上可以看到文化的流传,我们的历史断裂了,从器物上也看得出吧?
  马未都:我们文明的断裂,是近百年的状况。今天实际上是在修复,可是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修复的材料就是外来的东西。我们今天的艺术品,基本上看不到传承,各个领域都一样。比如今天景德镇的陶瓷,他们自己认为是种全新的创作,与传统创作差异很大。当代艺术出现,第一个前提就是把标准丢了,所以当代艺术任何人都可以评价。
  《财经》:有一个对比,中国很多人是用现代的工艺,复制古代型制的东西,这些仿古的东西在生活里往往是无法实用的,只能是被供起来的;而日本一些工匠则是用传统工艺做新的型制、能融入现代生活的东西。您觉得是这样吗?
  马未都:中国人既不仿古,也不创新,中国人只有一件事,叫造假——并没有真正仿古。如果中国人真能坚守古代的商业原则的话,今天也应有一席之地。如果我们精心摹古,做一些手工化的、摹古的餐具,应该也有人买,可现在的中国人从内心出发点就不是这样。日本的工匠,即便是创新也是在他原有的文化上,一拿出来人家就知道这是日本的东西。中国的东西拿出来没人认得出来。我们的意识就落后于人,关键还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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