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安那其
来源:《南都周刊》2014年7期 作者:廖伟棠

  我越来越倾向于用“安那其主义”而不是“无政府主义”来指称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的Anarchism。“无政府主义”和更早期中国翻译的“虚无党”,都太带有某个历史时期的功利性,刻意强调它破坏性的一面。
  所以今日中国,“无政府主义”是个贬义词,很多人对无政府主义误读为一片混乱各行其是。其实,Anarchism源于希腊语,意思是没有统治者,没的是“府”,“政”还存在,不过还原成日常自由个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了,这正是政治的本义。在一个现代国家,政治是很日常的事情,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去关心、去参与的事情,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这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
  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无政府主义等于自私的个人主义,但看看无政府主义祖师爷之一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是这样说的:“国家吞没了一切社会职能,这就必然促使为所欲为的狭隘的个人主义得到发展。对国家所负义务越多,公民间相互的义务显然将越来越少。”我想倒过来说,对政府所负义务越少,公民间的互助则越多。安那其之间的互助,克鲁泡特金告诉我们:“那是比爱或个体间的同情不知要广泛多少的一种情感——在极其长久的进化过程中,在动物和人类中慢慢发展起来的一种本能,教导动物和人在互助和互援的实践中就可获得力量。”这就是安那其主义的积极性。
  安那其主义在香港一直不息其行,近十年更在文化、生活态度等影响更多有志改变香港的青年。当然,现在的安那其主义与一百年前的虚无党大不一样,他们除了抗争,还越来越多把自己的理念诉诸建设,或者说耕作与培育。
  耕作是很具体的事情,真的是实实在在地在农田上劳动。这几天我常去香港新界的乡村看望一些学习耕作的朋友,他们是菜园村生活馆的延续——菜园村生活馆诞生于三年前香港的反高铁保卫菜园村运动。我来到的时候,年轻人们正在做蓝染(晒蓝)工艺,用阳光把许多花草晒印在布上——这些花草在一般的农民眼中是稗草、无用的,但年轻人们却想找到它们的“用处”,也许它们的用处是“美”。这种想法多么安那其,世上万物皆有其用,皆有存在的价值。
  我去给年轻农人讲诗歌课,选的第一首诗就是汉语最早的农民诗《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中国儒道的解释传统往往把它比会为歌颂尧帝的德政如春风化雨,好得人民不觉其德。我倒觉得是,人民自主其生活,压根不需要所谓的“帝力”,这难道不是中国最早的安那其思想吗?
  在香港,安那其主义者会发起或参与一种独立于政党之外的社会运动,直接跟社区、跟民众发生关系。这种运动不是为了争取某个议席、某张选票,而仅仅是基于一个个体对某事件的反应——你不用去捆绑别人,也不用去号召别人跟你一起做,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去,这是立足于个人主义、而非集体主义的政治行为。
  这样的安那其主义是从哪里来的?除了现实的政治选择,还得益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资源和发展脉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也许是过时了,但他们对普遍公义的追求、对既定权威的不认同等,这是永不过时的。延续到后现代语境下,安那其主义跟青年亚文化——摇滚音乐、涂鸦艺术、互联网黑客文化等,结合得更紧密。这种安那其主义将安那其的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并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早期的安那其主义,可能只有一个目标、一条道路,但现在不是了。当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的时候,安那其主义不再是一个比喻,它就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世界观。
  这不是犬儒。犬儒是接受现实,并且在现实的制约中寻找可能性,安那其则是在现实的深处,超越现实去寻找可能性。
  那天在香港初春的田野上,我和生活馆资深的“农人”在风中聊了很久,谈及三年前的保卫菜园村运动,我突然想通了它为什么对我们的意义比所有抗争行动都大,那是因为那一次我们除了反抗,还建立了很多东西。安那其主义者也可以是这样的,在日常中建设。即使失败也是有意义的,失败带来的伤痕,就像农田上开掘的犁沟,能播下种子。
  廖伟棠
  香港作家、诗人。曾出版诗集《野蛮夜歌》、《八尺雪意》等,文集《衣锦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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