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来源:《财经·视觉》2013年1期 作者: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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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3日,周有光就要108岁(虚岁)了。每天,他的主要活动空间都在一间9平方米的书房里。里面摆着一张小沙发、一个大书架和一张旧书桌。
  记者到的时候,老先生正在沙发上睡觉。儿子周晓平给他带来了一些从网上打印的资料,他看得太兴奋,多睡了一会儿。他如今睡觉都是侧着身弯着,或者半靠在枕头上,因为腰没法伸直,整个人是个“问号”。
  房间里随处可见夫人张允和的照片。那位世人口中“最后的闺秀”、“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小姐,在周有光看来,之所以被人们喜爱,不是因为她的特异,而是因为她的平凡,是“五四”前的闺秀、“五四”后的新女性中一个平凡典型:乐观、纯真而多情。
  80多年前,第一次约会时,两人在吴淞江边散步。走到一块大石头旁,周有光拿出一块白色的大手帕铺在石头上让张允和坐,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本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怀好意”地翻到恋人相见的那一页,轻轻握住她的手。在深秋清凉的江边,她的手竟然出汗了,他从口袋里又取出一块白色的小手帕,塞在两人手的中间。她想,“手帕真多!”
  如今的周有光,依然保持着随身带着白手帕的习惯,不时地擦拭额头。他说自己是个感情方式较为平淡的人,与沈二哥(从文)和张家三姐(兆和)的爱情传奇相比,周有光一时想不起自己与张允和之间有什么戏剧性的往事。他甚至没有追求过张允和,两人就那样自然如水地在一起了,又无争无侮地过了一生。
  周有光与妻子其实是两样性格。他爱喝咖啡、牛奶和奶茶,她爱喝红茶(祁红和滇红各半)、老母鸡汤。他理智,她感性。他写理论文章,她写散文、随笔。他搞现代化、推广汉语拼音、听西方音乐,她则喜欢唱昆曲、写旧体诗。
  但周有光和张允和都有着难得的乐观与幽默感,这让他们在苦难面前得以自持,并始终维持着内心的尊严。
  “文革”期间,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60年代末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劳动。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周有光只是说,体力劳动也很好,之前的抑郁症和失眠症都不治而愈了。身体的劳顿并没有令他的头脑也变得萎顿,长久而扎实的训练让他保持着思维的敏锐,凭着手中几种不同语言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周有光搞起了比较文字学研究。
  周有光当时不知道,不久之前,身在北京一间大杂院里的妻子面对的是一群闯进门的红卫兵。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要张允和“交代问题”,给她5分钟的时间考虑。在接下来的5分钟里,张允和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心里却想着他们一个是白脸赵子龙、一个是黑脸猛张飞,接着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几次小丑的场面,转念又一想,自己此时此刻又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又或许双方都是小丑。5分钟的时间到了,“赵子龙”高喝一声,该交代问题了——她想,“如果再给我5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年月里,老两口都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
  两年前,周有光出版了文化散文集《朝闻道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用典简直是拿自己的年纪开玩笑。幽默与豁达,是老而弥深了。
  在和记者的交谈中,周有光多次提到教养与自我引导,认为那可以使人获得一种精神和性情,“教育能改变人的人生观,扩大你的视野,面对困难就能泰然处之。”
  与很多传统教养深厚的学者不同,周有光并不十分执着于笔墨纸砚的旧式手写方式,而更注重写作的效率,他很愿意学习使用新的工具。张允和86岁时,他还教她使用文字处理机。他已至少用坏了六台。最新的一个被他用布小心包裹着,就放在身旁。机器是夏普公司送的,为了感谢这位“汉语拼音之父”当年为键盘符码的设置提供的建设性意见。
  如今,汉语拼音已是学习汉字的基础。当年,为了这26个字母的组合,周有光等学者研究了三年。在他看来,语言的实用性、与世界的沟通性是最重要的,中国需要建构一套在世界上可以通用的字母语言,这种字母又要与古老的汉字对接。他既非那种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支持将语言圈禁在精英文化的花园里。“如果有那么多文盲,这个国家怎么行?”
  对待现代汉语的态度,也折射了周有光思考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式。他不喜欢“国学”这个词,“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哪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学’呢?”他感到这个词带着一种顽固不化的心态。“国民党时期最喜欢用‘国学’的说法,连汉字都叫‘国字’。”经历过晚清以降那些国将不国的年代,他懂得这“国将不国之学”的由来。
  100岁的时候有人问他:中国生活重精神,西方生活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西方学术擅长分析,对不对?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西洋生活不缺乏精神,西洋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中国人从“中体西用”开始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至今仍是如此。
  金融危机爆发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再次风行,不少人认为,随着美国经济衰退,西方文明已开始走下坡路,中国崛起象征着东方文化将成为世界发展的主导。在周有光看来,这也是一种中国人惯有的自欺罢了,“文化的流动哪里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呢?文化的发展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
  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自己的“双层文化”论,“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国际现代文化,这个文化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大家共同的现代文化,一个是各国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是同时在这双层文化中生活的,每个国家的透明性都更强了。”在他的朋友陈章太眼中,周有光是真正的现代学者,“从不与世界为敌”。
  周有光始终很认同胡适思考中国文化的方式,注重实用、注重效率、注重以新的“方法”阐释旧有的传统,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一个领域内开体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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